百年大党的危机领导力——访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少将

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走过了99年的辉煌历程，明年就是党的100周年华诞。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多次大转折，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化危机为机遇，从挫折走向转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党在大转折中的危机领导力。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为了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危机领导力，本刊记者专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一级教授、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少将。

正确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危与机

记者：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危与机？

邵维正：领导科学的核心问题是领导力。坚强的领导力，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最基本的力量。危机领导力是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局与危机的领导能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成功法宝，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当中都曾遇到过危机，从根本上讲，它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发达国家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近代中国遭受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带来的，是由中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第二，这是中国革命长期的敌强我弱态势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更没有法治，再加之敌我力量的悬殊，因此从我们党成立开始，革命形势就长期是处于敌强我弱。大革命失败，敌强我弱；十年内战，敌强我弱；抗日战争，也是敌强我弱；解放战争的前期、中期都是敌强我弱；抗美援朝，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弱国，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同样是敌强我弱。中国革命长期的敌强我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困局和危机。第三，这是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我们的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也不太好。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我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形多样，山区面积广大；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所以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不断。这些不利的自然条件给我们带来诸多困境和危机。

谈危机领导力，首先要正确认识危机。危机危机，有危有机，机中有危，危中有机。我们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确实遇到了不少难题、困局乃至危机。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变局中，同样有危有机。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也有人对危机有一种误解，好像一说我们有困局和危机，就是我们党犯了错误。这种认识不是唯物主义的。只有正确认识危机，把握其规律，才能抓住“机”来化解“危”，变危机为机遇，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民族危机开始走出低谷

记者：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有深入考察，并在20年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两个80年进行了比较研究。明年就是建党100周年，请您谈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两个100年的转折与变化。

邵维正：建党80周年之际，我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两个80年作过比较研究。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和成立前的80年的不同境遇作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出路必然要靠共产党来领导。明年就是建党100周年，建党前后的两个100年的比较就更有意义。两个100年贯穿了从落后挨打到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第一个100年是从1821年到1921年。1821年是清朝道光元年。清王朝不是一开始就落后。康乾盛世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出口总量三项居世界第一。这不表示清王朝的强大，而是封建帝国的回光返照。康、雍、乾之后是嘉、道、咸，到了道光开始就走下坡路，鸦片战争就发生在道光年间。道光以后连着五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使清王朝再也没有缓过气来。从道光年间开始下滑，咸丰年间加剧，光绪成了傀儡，最终落入山穷水尽，中华民族的命运跌入谷底。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谷底开始上升。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一成立中国革命就成功了，接下来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在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最显著的特征用一句形象的比喻是“小党大担当”。我们党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而且处于秘密状态，到二大召开的时候也只有195个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小党大担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党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党成立之初就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都是改良，都没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第二，我们党解决了奋斗目标的问题。历史证明，资产阶级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党成立开始，一大的纲领就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我们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小党大担当”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同时也说明我们党的成立就是为了拯救民族危机。

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看，前100年的到落入谷底，后一百年的逐步上升，中华民族的命运呈现出一个大马鞍形。1920年成立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正式成立共产党，1922年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年走了三大步。因为我们党提出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目标和纲领。这就预示着中华民族开始从低谷往上走。经过近100年的拼搏和奋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现了站起来，改革开放实现了富起来，我们现在又迎来了强起来的新时代。按照“三步走”战略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也将实现。

八七会议：解决第一次革命危机

记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1927年8月7日，我们党在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请您谈谈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的。

邵维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是我们党遇到的第一次革命危机。建党之前的危机是民族危机，八七会议前的危机是革命危机。当时国民党形成了两个政府：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到了七一五武汉分共，宁汉合流，大革命彻底失败，57000多名共产党员中有26000多名被屠杀，真是血雨腥风。八七会议因此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党的历史上，被命名为紧急会议的不多。八七会议是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召开的，加上参会的中央委员没有达到合法多数，因此叫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危机时刻显示了党中央的领导力，主要解决了五个问题：第一，临危不惧，稳住了阵脚。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人消沉了，一部分人叛变了，一部分人仍在坚持，形势非常严峻，不知道下一步中国革命该怎么走。这次会议坚定了革命信念并指明了前进方向。第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八七会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公开承认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承认错误才能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前进。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革命总方针，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第四，重申部署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第五，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改组了中央，解决了组织问题。

八七会议虽然只有一天，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危机当中的非凡领导力。

古田会议：解决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

记者：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党指挥枪”，这个转变是怎样实现的？

邵维正：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它所解决的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迫切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即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问题，进而回答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能否无产阶级化的关键课题。

南昌起义使我们有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还不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部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的组成大体是这几部分：起义部队的旧军人20%，俘虏兵20%，湘南和浏阳的农军40%，赣南闽西农民参军20%，由此可以看出红四军基本上由旧军人和农民组成，非无产阶级意识十分浓厚。

古田会议通过了8个决议案，主要贡献在于真正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包括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等；规定了红军内外关系准则，包括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这一系列创新思路和举措，形成了红军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古田会议后，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部队中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充分显示了党在人民军队建设关键时刻的强大领导力。

遵义会议和长征：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

记者：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为什么说它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领导力是怎样体现的？

邵维正：在党的民主革命时期，能称得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会议只有一次，这就是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从而摆脱了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机。

我们知道，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原有30多个县，只剩下了六七个县。1934年9月，蒋介石又谋划对中央苏区实行“铁桶合围”计划，准备出动150万军队，270架飞机，1000辆卡车，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而当时中央红军不到10万人。在此生死存亡关头，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出发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围追堵截，86000人开始长征，血战湘江后只剩30000多人，形势非常危急；再加上长征途中还有自然环境的威胁，不少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时被饿死、冻死；还有红军内部张国焘分裂活动，这三大威胁，造成了党和红军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艰难困苦的过程，再次彰显了党应对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的坚强领导力，具体表现在“五力”：一是政治决断力。批判和推翻了“左”倾的错误领导。第三次“左”倾上台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推翻它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二是理想引领力。长征时有一句口号，革命理想高如天！红军为什么能挺得过来，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撑。三是军事应变力。四渡赤水就是军事应变力的典型战例。四渡赤水不是原来就设计好的，而是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随机应变而来的。根据战局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高超的军事指挥应变能力。四是民族融合力。红军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蒋介石认为红军过不去。为了团结融合少数民族，刘伯承主动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喝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实现了民族融合。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顺利地渡过了彝族地区。五是官兵团结力。我们的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吃苦在前，行军中把马让给士兵和伤员，马不够了，让体弱的红军战士拽着马尾巴走，十分感人。正是这“五力”产生了综合效应，党中央处理危机的领导力发挥到极致，使党和红军走出危机，转危为安。

瓦窑堡会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再次解决民族危机

记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这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之后面临的又一次民族危机。第一次民族危机面对的是西方列强，这次所面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化危为机的？

邵维正：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剩下不到7000人，虽然到了陕北，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东有阎锡山，南有东北军、西北军，西有马家军，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再一次陷入危机。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十年内战之后一个大的转折点。怎么面对这个转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何破除这个危机，这就要看共产党人的领导智慧。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瓦窑堡会议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后来的延安整风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几个重大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党就更加成熟和坚强了。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我们的队伍是45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军队发展到120万，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21万。我们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也发展壮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敌人的侵略，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发展和壮大了自己，保证了夺取民主革命战争最后胜利。

我们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处理危机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四点：第一，善于抓住时局变化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这一点最得民心。第二，沉着应对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此前，我们就积极做好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实现了局部停战和局部联合。西安事变突发后，我们又力主和平解决，并以此为契机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斗争策略有三个阶段：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体现了共产党人高超的领导艺术。第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根据地达到了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军队120万，民兵达到220万。第四，正确把握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这也是我们党的领导力成熟的一个标志。

七届二中全会：革命胜利前夜的转变

记者：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目的是迎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擘画新中国的未来。备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两个务必”。请您谈谈这次转折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

邵维正：七届二中全会是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我们面临着从解放战争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的大转变时期召开的。当时我们解放了东北、华北，怎么巩固这个胜利，再从这个胜利转到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等，这些问题都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来。七届二中全会也是历史转变关头。

这个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力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战略性。我们党要实现战略转变，就是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1927年我们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到了1949年，中央明确提出来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这个转变是战略性的。第二是全局性。七届二中全会要解决一个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即怎么去争取全国的胜利。为此全会提出了三种方式：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北平方式就是和平解放，天津方式是打下来，绥远方式是先挂起来，放一放。最终我们以三种方式来推进和实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三是政策性。战略方针有了，就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政权建设的政策、土地政策、外交政策等。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半年时间，这些基本政策都要事先作出决策和部署。四是制度性。对新中国的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设计，规定了国体、政体。我们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通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五是预见性。预见性主要体现在提出“两个务必”。那时候我们党还没有全面执政，毛泽东就预见到如果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后，骄傲自满、贪图享乐，就难以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另外，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革命思想，这些错误思想都要克服。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两个务必”，我们再看后来的“三反”“五反”时暴露出的问题，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多么地高瞻远瞩。也正因为如此，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

记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充分显示了在危机关头的决断领导力。您如何看党引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力量？

邵维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又面临着一次向何处去的转折关头。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指明了前进方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端于中央党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两个凡是”，支持和推进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他一方面抓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破除“左”的思想束缚；另一方面又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二是全党工作重心实现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伟大转变大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三是以点带面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睿智地用小岗村的典型推动了农村的改革，用四个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带动了全方位立体的开放局面。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发展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开放从经济特区起步，发展到沿海各大城市，再辐射到内地，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的新格局。四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一百年不动摇是一个根本性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与时俱进、永不停步。

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伟大转折

记者：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党的领导力这个时代命题，并为此提出了要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您如何理解党的新时代领导力？

邵维正：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领导力，也是新时代的一次伟大转折。

新时代我们党的领导力在思想方法和领导科学方面，主要体现为“六力”：一是洞察力。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强调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这主要来自他对形势和大局的洞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来自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入洞察。二是感召力。中国梦的提出为我们描绘和丰富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也激起了亿万人民的美好向往和热情追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感召力。三是决策力。着重体现于战略决策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为委员会），加大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设计。尤其是军队改革、党和国家机关改革快速推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四是执行力。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执行力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一直到现在依然在“硬核”执行。再如精准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主持召开了多次脱贫会议，走遍了大部分贫困地区，五级书记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五是创新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都体现了创新力。六是监督力。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一以贯之践行群众路线、严格执行八项规定、驰而不息反“四风”等方面体现了超强的监督力。

抗击新冠疫情：党领导的人民战争

记者：今春以来，发生了一场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领导我们打赢了一场举国抗疫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由此再联系到九八抗洪、汶川抗震救灾等，请您谈谈党对防范自然灾害和疫情风险的领导力。

邵维正：今年突发了新冠肺炎的疫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最广、范围最大、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疫情。再联系到1998年的特大抗洪、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南方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等，20多年以来在历次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中，都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危机面前坚强的领导力。

战胜自然灾害，化危为机，可以提高我们国家的组织力、动员力，增强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每一次灾害和疫情都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考验和动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战争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彰显出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危机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二，党中央直接指挥。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三个月当中政治局开了十几次会。特别是2月23日，中央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直达县团级，共17万人参加。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央指导小组一直奋战在抗疫前线，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了第一线。再回想当年的九八抗洪、汶川地震救灾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到了第一线。第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次抗疫充分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几次应对社会风险都是倾国家之力，这也只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得到。第四，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次疫情防控，我们所打的是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就是要依靠人民，我们动员亿万人民在家隔离，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次疫情锻炼了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我们的90后、00后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得到了锻炼和成长。第五，充分发挥专家和科技作用。为了抗击疫情，我们专门成立了中央指导组专家组、医疗救治组，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陈薇等院士和专家都奋战在第一线。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分工越来越细，因此决策者要充分调动专业人员的积极性，用科学技术应对危机、化解困局，夺取胜利。

危机领导力：党的宝贵财富

记者：危机领导力彰显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走向未来的强大动力。总结我们党近百年来危机领导力的基本经验，您认为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邵维正：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化解的问题。党的近百年历史，每一次重大转折关头都充满了危和机，这些危机有民族危机、革命危机、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自然危机等。只要我们认清危机的规律性，就能够战胜危机。革命总是与危机相伴的，化危为机取决于坚强的领导力，胜利是要靠斗争取得的。我们党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实践，充分体现了事物发展规律性，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推进革命、治理国家的卓越领导水平和应对能力。

危机领导力贯穿党的历史过程。危机领导力在我们党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着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初步看具体有这几种类型：内涵型领导力，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分解型领导力，如遵义会议等；哲理型领导力，如七届二中全会等。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丰富、创新和发展。

党的危机领导力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纵观党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党在不同的时期，在历次大转折关头，应对困局和危机，都表现出坚强的领导力，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庄重的使命担当、严谨的科学精神、高超的领导艺术。危机领导力保证党和国家事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和困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和成就。回顾过去就能够把握现在，立足现在就能够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继承和发展党的危机领导力，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危机，我们都能够应对和化解。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把党近百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传承好、应用好、发展好，只有这样党的领导力才会不断增强，党和国家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记者 程冠军）

（文章来源于《中国领导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有删节）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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