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减贫理念

“贫穷、愚昧与疾病”是旧社会留给边区的遗产，面对任务艰巨、情况复杂的贫困局势，党领导边区人民结合战时需要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并在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减贫理念和行之有效的减贫办法，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强化组织的理念，提升党在减贫实践中的战斗力

延安时期，党以高度的历史担当，深厚的人民情怀，积极推动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减贫实践中的战斗堡垒作用。1941年5月，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陕甘宁边区做成一个“试验田”，实行“三三制”原则，厉行廉洁政治、调整劳资关系，制定合理税收、消灭文盲等政策。

为贯彻落实施政纲领，党在边区成立各级苏维埃组织，乡苏维埃下设土地、卫生、农业互助、红军耕田、教育等委员会，通过临时性和经常性组织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到集体劳动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功能，帮助群众成立识字班、秧歌队、医务所，普及推广科学文化知识、改善医疗条件。为壮大减贫队伍，1943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思想，号召农民、工人、军队、机关、小手工业者等都要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妇女也被组织进纺纱班、耕种队中。

由于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措施精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众迅速被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边区减贫事业的洪流之中，群众生活得到有效改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

以发展为要的理念，增强减贫内生性力量

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重大任务，也为消除贫困，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首先，通过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党制定新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贫雇农，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除此之外，通过取消高利贷、苛捐杂税等措施减轻民众负担，并采用低息或无息贷款形式给予贫民必要的帮助，仅陕西和甘肃两省合作社就为贫民投入了7万元贷款以济发展之需。

其次，变革劳动组织方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毛泽东曾指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困状态。为此，党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等综合性合作，以及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等专门性合作社，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再者，重视科技教育文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41年4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以及著名的“五一纲领”，内容包括奖励科技工作者，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兴办学校，把边区建设成一个包括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大学校，让群众和干部都在那里学习生产和文化；开展群众性识字运动，消灭文盲；大力办报，使群众人人都能看上《边区群众报》，三分之一的群众读上《解放日报》；丰富群众艺术文化生活，普及秧歌、春联、歌曲和年画等艺术形式，从精神上让边区群众摆脱贫困。

以革故鼎新的理念，创新减贫机制

延安时期，为克服消费需求与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长所导致的“鱼大水小”矛盾，党推陈出新，结合实际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减贫机制。

一是军民融合。朱德提出的“屯田军垦”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震开发的“陕北江南”南泥湾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是在边区军民共同劳动中深入人心，毛泽东后来评价这些创举时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二是精兵简政。为提高工作效能、节省开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1942年9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指出“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必须实行严格彻底的精兵简政，并与体恤百姓、培养民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等具体工作密切相连，被精简人员转移、充实到生产队伍，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

三是减租减息。为进一步解放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所束缚的生产力，1942年，边区政府制定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等对减租减息及执行办法做了明确规定，边区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收入增加，减贫效果显著。

以问题导向的理念，转化减贫负能量

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频发期。边区地瘠民贫，每次灾荒的发生都令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加剧，有些因灾致贫的贫民偷盗抢掠，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稳定，甚至被政治土匪利用，与革命政权产生对立。

针对这类“特殊贫困”群体的减贫问题，党进行了有益探索，主要包括制定灾荒救助政策、有效安置灾民难民，“多予少取”，深入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1940年3月，中共边区政府做出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1941年5月，边区民政厅发布《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强调赈济必须使“受救济的贫苦人民得到实惠”，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边区政府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赈济活动，如救济春荒、急赈、民间互济与调剂、允许民间借贷等接济受灾群众；采取积极的备荒政策，主张农业生产“耕三余一”，恢复传统的义仓制度，以应对灾荒年间的“燃眉之急”。

为解决边区一批游手好闲者的生活出路问题，边区展开“二流子”改造工程。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深入社会基层调查每个“二流子”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二流子”标准进行严格划分，通过党政领导亲自教育、群众监督管理、劳动模范结对帮扶等方式，将他们纳入生产队伍中，在将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同时也增添了减贫力量，净化了社会风气。改造后的“二流子”不仅摆脱了贫困、走向丰衣足食，而且也对边区政府十分拥戴和感激，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势力逐渐转化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摘编自《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张立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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