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制度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鲜明指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围绕怎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从改革制度着手”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加上未能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幻等因素的干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左”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建设随之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日益突出，极大地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错误。对此，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他剖析了我国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重犯历史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他谈到中国的前途问题时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的历史选择，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始终认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家中同弟弟邓垦的长篇谈话中强调“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因此，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仅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且必须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全局高度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明确表达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在各方面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制度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依据我国国情和时代条件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内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比如，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强调“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准则；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长期性，我们既要有足够的认识，也要有足够的担当。邓小平指出，“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1992年1月，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摘编自12月16日《学习时报》 毛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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