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抗命的余甸

余甸被《清史·列传》列为“循吏”。对他的评价是：“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殁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他是封建社会江津的知县中，惟一敢亲手捆绑上峰派来特使的官员。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重庆府江津县衙门前聚集数千县民向知县大人余甸请愿，请求他释放被扣押的朝廷重臣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余甸本是为减轻百姓负担，才扣押了特使，为何县民们反而向余甸请求将其释放呢？

原来，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平定青海叛乱之际，趁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虽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因畏惧他的权势，各州县对年羹尧的加征加收，都唯命是从。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却挺身而出，顶住了年羹尧的非法征赋行为。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要求余甸按他的指令加征赋税，但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一名，并持他的亲笔手令来到江津，以加大力度震慑余甸，可余甸依然不为所动。

年羹尧的特使来到县衙，余甸闭门不见，从早晨等到中午，特使不耐烦了，便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特使押上堂，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倒在地猛抽后将其捆绑。这时，县丞和主簿等吏员出面劝阻，说年大人乃以平叛之名加征，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根本听不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特使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县民数十人上到公堂，庇护特使，并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的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

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所感动，最后放了特使。但这人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向朝廷报请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样？特使无可奈何，悻悻离去。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到京城，震动朝廷。年羹尧听了亲信回来的禀报后，无可奈何地说：“此民所戴也，斥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意思是说，处分他，犯了众怒，不处分他，其他各州县都向他学习，那么加征赋税的命令就无法执行。最后只好想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年羹尧就把余甸推荐上去。经吏部考核后，余甸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司主事，主要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主官。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余甸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津邑“民遮道泣送”，并修立一座“去思碑”于义门之中。

雍正五年（1727年），72岁的余甸卒于家中。江津百姓闻此噩讯，群聚江津东门外“去思碑”前哭祭余公。

 （摘编自《红岩春秋》2018年第11期 庞国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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